▲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从实际出发，遵循比较优势规律，从加入WTO和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图为2021年10月5日，浙江温州，一家微型电机生产企业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文：罗长远 | 图：视觉中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满二十周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和1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2万人民币和1.05万美元。按名义值口径，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70%，人均GDP则与1.09万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可以说，加入WTO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WTO的游戏规则也在持续形塑和影响着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国加入WTO的二十年，同时是全球化获得长足进步的二十年。中国从加入WTO、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当中获益匪浅，同时在世界经贸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贸规则。就此而言，过去二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式”的全球化。然而，全球化在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间，不少国家都面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在2016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收入的10倍；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收入的20倍。从学理上讲，把一国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简单归因于全球化是草率的。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和不少国家收入差距的放大几乎同步，很容易让人们把它们联系起来。在一些西方国家，民粹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并把对全球化的指责进一步推进到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责难中。接下来，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为背景，从五个方面梳理“中国式全球化”的典型事实，比较其与发达国家全球化参与的异同，并探寻有关全球化未来的共识。
一、从要素禀赋看：劳动还是资本？
从要素禀赋看，中国全球化参与的起点是人口多，农村面临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资本稀缺，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就带有鲜明的劳动驱动的特征：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全球化将劳动力从内地转移到沿海。通过对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分工，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获得了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机会。我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按照这里的逻辑，不妨也可以说，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参与全球化开始的。对一个资本稀缺、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这样一种全球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参与主要是资本驱动的。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资本流动的速度快于劳动，资本获得了更大的“要价能力”。在收入分配中，资本因之得到了更大的份额，劳动收入占比则持续走低，欧洲和北美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劳动收入占比降低恶化了要素收入分配，也是整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然而，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成长的烦恼”。尽管参与全球分工改善了劳动力的绝对收入，却未能有效提升他们的相对收入地位。在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也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加入WTO的头十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劳动丰裕的国家，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应该能拉抬劳动要素的收入地位。现实与理论的不一致意味着，要收获全球化的“红利”，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性的政策。
二、从市场主体看：中小企业还是跨国公司？
从市场主体看，中国全球化参与的起点是缺乏有竞争力的企业。当时，国有企业处在“脱困”和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阶段，不是参与全球化的主力。加入国际分工的角色历史性地落到了私人企业身上，它们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来，数量众多，但在规模、技术、治理等方面与现代企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然而，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这批并未准备好的企业成为对接国际市场的开路先锋，它们遭遇了很大的挑战，也得到多方面的收益，包括资本积累、技术革新和企业组织提升等。总地来说，从市场主体角度，中国参与全球化是从不利的条件开始的，然而，这成为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起点。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参与主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David Autor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在美国，伴随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市场集中度提高，资源不断向大企业集聚，产生了所谓的“超级明星企业”，导致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顶层收入份额增长，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失衡。与“超级明星企业”的垄断相比，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可能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国也正面临顶层人士收入增长过快、财富集聚过多的困惑。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9年的计算，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收入份额，美国是20.2%，中国是13.9%，韩国是12.2%，德国是11.1%，日本是10.4%。中国的情况好于美国，但却不及韩国、德国和日本。后三个国家都是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发达经济体，在收入分配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值得中国学习和关注。
三、从产业生态看：实体还是金融？
从产业生态来看，中国全球化参与的起点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发展都比较滞后，但是前者是比较优势。顺应这一优势，在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从“补短板”转向“扬长避短”，从“进口替代”走向“出口扩张”，并集中体现在依托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入WTO以来，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201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4.1%，美国是16.4%。而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两国的比例分别是6.7%和25.4%。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看，在2019年，中国是27%，美国是11%。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走的道路是“实体经济引领的全球化”，而美国走的道路则是“金融部门引领的全球化”。美国通过其金融类跨国企业，将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成为资源和收入汇聚的高地。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的正是美国社会对金融寡头操纵经济和社会的不满，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社会反应。总体上看，“中国式全球化”走的是“实体经济主导”的道路，它对于壮大和发展中国的实体经济是有利的，并通过就业创造、新业态孕育等方式惠及整个社会。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中国也正面临两个问题的困扰：一是，在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依然是短板，未能对实体经济形成有效的支撑；二是，中国也正遭遇“脱实向虚”的挑战，作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实体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过早和过度的金融化是非常不利的。
四、从政府角色看：是“中性政府”还是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很好地诠释了西方国家贸易政策出台的逻辑：首先，候选人给出政策主张清单；其次，利益集团提供政治献金给它们青睐的候选人；最后，当选者设计政策回馈他们的“金主”。从这里可以看到，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政策出台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西方国家贸易政策服务于选票的必然性。由此也可以理解，西方国家贸易政策的三个特征：
一是周期性。贸易政策与政治周期同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缺乏稳定性。二是政治色彩浓厚。政策设计服务于选票，从而难免“意识形态挂帅”和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经济因素往往并非第一位的考量。三是贸易政策成为国内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难以从内部寻找政策突破口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往往把国内矛盾归为外部因素，积极对外转移国内矛盾，从而令各自的对外贸易政策成了“背锅侠”。
在中国，政府超越了利益集团的束缚，而具有中性色彩。政策服务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某一个偏狭的利益集团。然而，中国当前面临的困惑是，在整个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共识有所弱化的背景下，如何生成贸易政策？贸易政策为谁服务？贸易政策在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同时，如何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
五、从对外关系看：“价值链外交”还是“价值观外交”？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在跟进。中国走的是“价值链外交”之路，政治关系与经济和贸易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与中国有经贸联系的国家，都是对外关系的“朋友圈”所在。作为加入WTO的后续发展，中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也都体现出包容性。一方面，贸易伙伴不分制度、大小和地区，都是中国发展自由贸易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自贸区战略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呼应了发展中国家的期待。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在外交领域，正在“政治正确”的牵引下，走向“价值观外交”，并以此为标准把贸易伙伴分成三六九等，还建立了各种排他性的“朋友圈”，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AUKUS（澳美英联盟）等，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的排他性上。然而，这些带有歧视性的安排，无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更无助于其国内矛盾的解决，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伎俩。但在这方面，中国同样面临着困惑。在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权衡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如何权衡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适时地优化和调整对外关系。
六、结语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以上从五个方面梳理了“中国式全球化”的特征事实。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从实际出发，遵循比较优势规律，从加入WTO和全球化中获益良多。然而，中国也正面临“成长的烦恼”，这些烦恼与西方国家还存有不少共性。在全球化前途未明的背景下，各国可以从以下方面寻找共识：一是，追求劳动友好型的全球化；二是追求中小企业友好型的全球化；三是追求实体经济友好型的全球化；四是追求效率、公平和安全兼顾的全球化；五是追求和平和发展友好型的全球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究”（项目号：21&ZD07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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