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记者：陈乔伊 新葡萄8883官网amg博士后
徐熠（Daniel Xu）是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终身教授。徐老师一直从事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在微观企业行为、行业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增长方面都有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文章，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国际顶尖期刊。同时，徐老师目前在Jour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担任联合主编，在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和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担任副主编。新葡萄8883官网amg非常荣幸邀请到徐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观点和经验。
聚焦经济学研究前沿
主持人：首先想请问徐老师的是，您的研究主要关注什么问题？相应的研究脉络是什么呢？
徐熠教授：好的，我先简单地从比较宏观的方面讲一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我的研究一般都是从微观基础出发，回答一些行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问题。
当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时， 80年代、90年代的文献一般都是基于跨国之间的回归，包括国家之间不同的资本强度、不同的生产率导致了跨国之间收入的差距等，因此生产率研究成为了当时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即如何去解释和理解为什么跨国之间、跨行业之间生产率有这么大的差距。
同时，90年代末出现了微观数据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方式的转变。大量涌现的微观企业数据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关于公司行为的信息，包括进入退出、增长，甚至是行业内公司之间的互动情况。
而这两支文献在大约2000年之后，差不多是在本人攻读博士时开始出现了一些交叉。首先，大家把跨国之间收入和增长的差距落实到国家层面上行业生产率的区别上了，同时又有一些微观数据可以去观察这些现象，所以，这基本上也是我研究这整个领域的开始。
简单来说，如果想要真正去理解一个行业的生产率，其实有两个非常直观的问题：一个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率是怎样决定的，然后进一步加总到行业生产率乃至国家生产率中去。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核心的问题，包括企业内部的创新，也包括生产经验在企业之间是怎么样流动的。另外一个是，当同行业内企业有非常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时，资源在企业间是如何分配的。在2000年之后，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文献就指出：这个问题极有可能是我们理解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生产率时比较核心的问题。其实上述两个问题互相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所以从微观数据出发去回答在行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问题，在2000年之后差不多就是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契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比如说在宏观经济学里面，从90年代中后期，大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利用差异化代理人模型来观察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这类方法在那一段时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从贸易角度来说，同样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在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发展。这些在模型技巧上的突破，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把这些问题和微观数据结合起来。
接下来讲一讲我自己是怎么将这两支文献建立起联系的。首先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当我们观察到在企业内部有一定程度上的资源错配时，我们就想知道是哪些渠道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学术界非常关注，我也是恰逢其时地能够通过具体的微观数据为回答这些问题做一些贡献。
当时大家有非常多的假设。在金融方面，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对于企业信贷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每个国家能够提供的金融信贷的自由度也非常不一样，所以有一大块的文献在讨论资源错配是不是由金融摩擦造成的，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一起写的，就是利用微观数据来观察金融摩擦究竟是不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具体的渠道是考虑不同国家对于大中小企业可能有区别对待：当某些政策对大中小企业区别对待之后，会导致有些需要增长的企业没有能够增长，有些应该要退出的企业没有及时退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所以我们也就此写了一些文章。
第三种渠道可能与企业的市场势力相关，即：如果一家企业对市场有一定的垄断力量，那么传统上我们会觉得它的定价会高于消费者想要的价格，而数量上会少于它需要生产的数量，这也是造成资源错配的一种可能渠道。
在那个阶段，用微观数据来观察这些具体的渠道，通过模型假设，量化这些渠道的作用，对整个文献而言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因为这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来观察这些具体的现象。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个领域里面的文献集中度已经很高了。
我的总体感觉是：可能每个具体渠道都贡献了一小部分；而且对于引起资源错配的原因，每个国家、行业的情况都不一样，很有可能需要几种这样的渠道组合起来才能够解释我们在数据里观察到的资源错配的程度。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即：公司之间、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也可能造成行业效率过低或者整个国家生产效率过低。从增长角度去看的话，公司怎样才能有动力创新，或者说怎么样能够通过管理层去激励自己的员工，使得公司的生产更加有效率。
所以，过去我有一大块的研究是在看公司内部的一些决定。公司内部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指怎么去量化公司对于政策或者外部环境的冲击的反应。这部分关键是在实证上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考察一些具体的冲击，比如说企业突然之间能够有出口的机会，或者是政府对企业在税务上有一些优惠。我们首先会观察到公司对这些冲击有一定的反应，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构建模型来测度公司对于这些政策反应的实际强度，最后再通过比较不同的政策、行业、国家之间的区别，进一步了解公司内部变化与行业生产率、国家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回到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我感觉公司行为、配置效率、经济增长，其实它们三块是从最微观的现象逐步发展到宏观的，但它们之间又非常连贯，而且这个当中确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做。
过去10年到15年，大家在数据、研究方法、回答的问题上都有很大进展，如果展望未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块完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做，尤其是现在的数据变得越来越细化，我们之前观察到的往往是个体企业在不同情况下的行为，包括他们的一些反应；但现在我们甚至于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把企业的不同行为通过网络的方式联系起来。
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观察到：在国际贸易市场里面，甚至在于国内市场里面，很多企业都有他们的生产网络。如果将来能够通过这些微观的网络来观察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公司内部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回答更有意思的宏观上的问题。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观察到公司之间网络的时候，包括观察到公司之间的产品流动和人员流动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去回答从一个国家到一个行业再到一个企业，它们互相之间知识溢出的路径是怎么样的，这在经济增长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停留在非常理论化的假设当中，完全没有归结到通过微观数据去具体地观察这一关键的路径。不过我觉得现有的微观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去观察这样的路径。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企业增长的具体方法也非常不同——某些企业的增长可能是通过不断增加它的客户，拓展市场；而另有些企业则可能要通过不断提高它们自己的质量来达到增长的目的。不同方式的企业增长可能面对的壁垒也非常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具体的企业，甚至于它们和客户之间具体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量化这个增长上的壁垒。我们有非常成熟的公司契约理论，某种意义上其实我们以前也并没有很好的数据能够测度企业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放到一个模型里面的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把经典的文献和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长的回答，但是我觉得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文 献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将近20到25年的时间，确实有很多问题已经被做过了，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具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数据也不断在发展，我们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回答更有意思、更加经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将来的5年、10年的时间里，这将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化
主持人：徐老师刚才的讲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微观数据，大家也在应用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我观察到徐老师您也在做一些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以想问问：您觉得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把基于中国问题的这些经济学研究推向国际学术圈呢？
徐熠教授：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的感觉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推广到国际学术圈，确实有一定的壁垒。这个壁垒主要在于：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都是在美国，也包括很小部分的欧洲院校，所以在研究的问题和范式上确实存在美国中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可能影响相对比较小，因为纯粹的经济微观理论，或者计量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对于做应用研究的学者和宏观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方面的影响会特别大。同样的一个问题，回答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和回答中国货币政策的文章，前者可能比后者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再比如说同样是研究健康问题或者教育问题，可能研究美国健康或教育问题在学术圈也更容易受到更大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现象。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肯定需要足够多的时间来突破传统上的壁垒。
至于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怎样能够在国际上取得更多的关注度，我的感受是：其实，中国在某些方面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就像乔伊之前谈到的，中国在研究数据获取性方面，尤其是微观数据的获取性方面，现在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所以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丰富的数字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地方上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同时又在不断进行政策实验，因此对于实证研究者来说，政策的变化还是很丰富的。在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加丰富，我感觉这也是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有意思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如果要让国际学术圈能够关注中国研究的话，我觉得要避免用中国的数据简单重复已经用国外数据建立的一些非常广为人知的事实。因为从我作为编辑的角度来说，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事实上，这样的文章对于国际的学术研究很难有中长期的影响力，而且也不会改变别人对于中国研究的印象。虽然有时候能够获得一些发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样的文章并不能帮助我们打破壁垒。
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个壁垒呢？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点，当我们去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些研究对于其他国家有没有一定的推广度，就是说，我们要让别人了解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个经济现象同时又是国际上经济学的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具体是一些怎么样的问题呢？
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贸易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突飞猛进，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贸易是一个特别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别的领域，而是因为中国加入了WTO，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性比原来大大增加了。由于重要性的增加，使得中国的贸易情况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都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个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会关注的问题。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又比如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增长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有哪些政策影响了中国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如果能够让我们对于增长有一个好的刻画，在传统经济理论上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洞见，那么整个国际学术圈肯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些是比较宏观上的问题。当然在微观研究上，中国也有很多新的经济现象，比如说行业层面，中国现在有很多领先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观察到中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其实要比很多发达国家更加先进。我感觉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让别人非常感兴趣。
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但同时这些基于中国内在变化获知的经济理论对其他国家发展的范式都能够有一些指导作用，那当然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问的问题不能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又对别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才能让别人对我们的东西感兴趣。
第二点，我们的研究方法要能够达到国际标准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仅仅是讲自己的故事，不能和别人的研究方法接轨的话，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别人就会怀疑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怀疑你的研究结果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研究结果。如果要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获得他们的尊重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建立起整个国际学术界对我们中国学者及其研究最基本的尊重度。只有当我们的研究方法能够跟国际范式接轨，达到一定的先进程度和一定的稳健度时，别人才会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故事。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讲故事，觉得讲的故事很精彩，但是在研究方法上达不到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是做不到前面第一点所说的状态，因为我们没能告诉别人什么东西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什么东西在一个系统性的模型上是有意义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把中国的研究推广到国际学术范围中去。
第三点，还是从一个美国学术中心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研究中国问题中，其实传统上对于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也存在这样的挑战。怎么能够把欧洲的研究跟国际学术圈接轨，其实欧洲面临这个问题肯定比我们早，因为他们发展起来也比我们早，所以他们的经验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研究的生态体系——研究中国问题的生态体系。这是怎样的一个体系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体系？我们需要的肯定不是一个封闭的生态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的学术生态系统能够有助于我们把最好的博士生送到国外接受训练，同时让他们仍然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甚至让他们去影响国外的同学和导师，让他们也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同时能够不断回馈我们中国的学术圈，以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
其次，在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另外重大的一块就是怎么样能够辐射到其他的亚洲国家，因为从地缘上、从研究的传统来说，我们都是跟其他的亚洲国家最接近的。所以，如果能够建立起和其他亚洲国家更紧密的联系，把他们最顶尖的学者吸引到学术生态体系里面来，这也是增加中国研究的影响力、突破美国中心化的重要一步。
当然和前两点相比，第三点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能够实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实现，这是一条能够把我们中国的研究推向国际学术圈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路径。
中国经济实验室
主持人：是的，就像徐老师说的，做中国问题的应用研究确实比做美国问题的应用研究更困难一点，所以更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数据，关注一些中国特有的、国外也感兴趣的政策，用严谨的方法去讲一些新的故事，做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这样才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最近也关注到徐老师参与创立了中国经济实验室，它本身就是一个鼓励高质量中国经济研究的平台，还非常成功地举办了首届的活动，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可不可以麻烦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和你们的活动？
徐熠教授：这个平台其实是钱楠筠教授首先倡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几个基本上都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个中国经济实验室是非盈利的，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和任何大学挂钩的平台。现在回到我前面说的整个学术生态体系的概念，我们感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维持大家对于中国研究的兴趣。如何提升兴趣，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怎么维持新鲜的血液，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继续到美国深造，学习经济理论，不断扩展我们现有研究中国的圈子。相关活动的话，比如说周三我们会进行一个关于博士项目申请的圆桌会议咨询活动，把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博士生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主要是为了能够帮助优秀的学生到北美去接受教育，也有机会回答一些更为重要的关于中国的问题。
第二点，怎么样能够帮助已经获得教职的年轻老师在竞争激烈、发表论文压力也很大的情况下，进一步继续他们的研究并发表论文。我前面说了，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发表方面还是存在很多壁垒，从中期来说比较现实的是怎么样能够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帮助他们在发表过程中克服这些壁垒。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些以年轻老师为主的论文讨论，主要是关注处于研究前期的一些论文。当然在这些想法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已有的固定的学术平台，让这些年轻老师得到更多关于他们研究的意见，帮助他们能够不断成长。
第三点，其实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怎么样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其实在北美、欧洲也有很多的学者，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现象也很感兴趣，他们其实也很想做这个方面的研究，但苦于并不了解中国独特的一些数据，包括中国一些当地的政策细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形式，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的情况下，能够给国外的学者和国内学者一个合作的平台，甚至于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建立一些长期的研究合作网络，这样能够使得国内一些有很好想法的学者接触到国外的学者并进行合作，而双方很有可能在技术上——包括特长上是互补的。
这样的合作形式其实是很好的，首先能够进一步增加国际的学术圈对于我们中国问题的了解，第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中国学者更好地突破美国中心化的壁垒，让我们的工作更被整个国际学术圈所熟知。
我之前提到的这两个活动，帮助博士生申请和帮助年轻老师这两个活动已经在进行了。关于第三点，我们可能后面还会陆续推出一些别的活动，不断扩大对于中国感兴趣的合作研究网络，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短期内几个月就可以达到的事情，可能是一个需要慢慢耕耘的比较长期的任务。
国际发表
主持人：好的，徐老师，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吸引人。徐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基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在国际发表方面会有一定的壁垒，那您也有在很多国际顶尖期刊有担任主编或者副主编的经历，所以想问一下徐老师：作为编辑，您最看重文章的哪些特质呢？
徐熠教授：我感觉和我前面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是有四点，前三点可能容易想到，第四点可能有点想不到。
第一点，显然我们需要文章核心的立意是比较新颖的，尤其对于领域里的顶尖杂志而言，肯定是要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立意，但这并不是说需要完全改头换面，这样的话也不一定现实。我们看重的，还是说对于现有的文献是不是有所贡献，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在考虑时是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立意的新意讲清楚。
第二和第三点是相关的，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往往除了立意之外，我们的研究范式还是要跟国际接轨。我一般都会审一些实证文章，实证文章的话，实证方法必须能够和国际上的标准范式完全接轨，因为毕竟评审都是国际上的专家，他们看一些文章可能不仅看立意，同时也要看方法，不一定需要说突破吧，但至少要向他们证明这个文章本身的发现全都是稳健的。
这两点我感觉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下面说的第三点是一个加分项，如果前两点做得比较好，并且在这个之上又有一些在模型上包括技术上的贡献的话，那会使得评审对这个文章认可度更高。但是这个是一个加分的项目，我感觉如果研究的立意足够新，那只要第二点就够了，第三点也未必需要，如果文章的立意有一些新意，但是又没有那么新的话，那我觉得第三点加分项也很重要。
第四点一定要和我们中国的年轻老师着重强调，即中国年轻老师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往往对于写作的重视度不够。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其实前面第一项和第二项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文章，但是会因为写作上的失误，导致评审专家看不懂，最终非常可惜地被淘汰了。因此非常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写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社会科学，怎么样把故事讲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你立意再好，故事讲不清楚，写作写不清楚，在这个上面就会失分。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都会英语，为什么写作就写不清楚，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一个文章你要把你的观点、贡献和整个的框架能够非常清晰地展现在编审的面前，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你要考虑到所有的编审都是专家，他们的时间也有限，可能最多只会在你的文章上花费半天的时间。如果你不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全读懂你的文章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你的文章会被淘汰掉。所以我感觉前面三点可能是比较直观的问题，第四点可能不是传统上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恰恰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给同学们的研究建议
主持人：徐老师刚才说的前面两点我是想到了，第三点平时我也没有特别注重，但第四点确实是完全没有想到。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替经院的同学问的，即：徐老师您曾经多次在复旦经院开课，我自己也有幸跟您合作，所以您一定对复旦的研究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借此机会我们想听听您对复旦学生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建议，特别是现在很多研究生同学在选择研究方向、研究题目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困惑，想要问问徐老师对此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徐熠教授：从研究的选题来说，其实不仅是复旦的同学，包括我指导的我们杜克的学生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面临过一些困难，很大程度上学生阶段面临的问题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很相似的。
我给复旦的同学们上过好多次课，我感觉大家对研究的热情都很高，而且很多同学的基础都打得很扎实，这其实是非常好的。选题它永远是博士阶段最关键、同时也是面临困难最多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提几个简单的建议：
一个建议就是还是要多读一些文献，但是大家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批评性地去读。不管这个文章是发表在哪里的，这个文章可以发表在AER、JPE等任何的顶尖杂志，你去读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文章它没有做到的是什么，这个文章它的缺陷在哪里，这个文章能够拓展的部分在哪里。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读了好多文章，但是好像我读的每篇文章都那么优美，都写得那么好，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做的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觉，因为如果当你真的仔细地去想的话，没有一篇文章是完美的，永远都有它短板的地方，而很多短板的地方可能恰恰是你进一步研究的开始。所以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多读，但是如果你读的时候对文章太崇拜了也不好，还是要带着批评性的思维。
第二点，除了读以外，就是自己对于整个研究方法的掌握，这个要在有研究问题之前就先训练好。这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是你构建模型的能力，第二是计算的能力，第三是你对于实证数据的敏感度，也包括你实证策略的敏感度，这几个能力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在选题之前，尽量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提前训练好，这样的话，一旦有好的选题就直接可以做，而不是说有了好的选题，我的模型能力不太好，计算能力又不太行，这样的话就局限了你可以选题的范围。
第三点，我还有一个建议。读博士其实不仅是一个学习宏观、微观的过程，也是学习自己如何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训练。它不是说我今天学完这个高级微观、高级宏观之后突然之间就会写文章了，突然之间就会发现最好的问题了。它更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自己的同学和老师的互动很重要。你可能不断失败、不断有新想法，别人不断告诉你这个想法不行，又不断有新的想法，别人告诉你这个想法还是不行，要尝试5次、10次甚至20次，这样的过程不要被它吓倒，也不要感觉气馁。我可以说我们所有人研究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旦你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仅对自己的思维是一个训练，对于将来的选题也有帮助。这个东西往往一开始的失败率很高，你想了10个你觉得很天才的主意，但其实可能9个别人都做过，剩下一个导师告诉你数据不支持。但是当你训练出这个能力之后，你的失败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当然，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所以不要怕，要有耐心，也不要被短期内的挫折吓倒，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是，每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杜克的学生可能也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不光是复旦学生要经历。
最后一点，要培养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敏锐观察力。不要光读学术文献，还是要多关注社会问题，多看新闻，多关注一些经济问题，包括整个中国的现状。中国其实有许多非常好的APP，包括一些公众号，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完善的年代。当然，除了需要大量的阅读之外，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关于现实的敏感度还是很重要的，要能够跟现实接轨。所以不要老是关在书斋里，还是要出去多走走、多谈谈，能够有一个和现实接触的过程，这对自己的选题也是会很有帮助的。
我感觉如果把这四点结合起来的话，整个选题的过程就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是一个虽然也偶尔有挫折，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快乐的、对自己思维有帮助的过程。如果说能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论文题目。
主持人：谢谢徐老师。今天非常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的经验和见解，我相信经院的同学们也一定是受益匪浅！
返回顶部
